导读友人聚会总是在练歌厅达到高潮。浩波用足感情演唱完，神色紧张地盯着屏幕。令他失望的是，电脑系统给的评分依旧低于六十。机器有问题，你唱得这么好听，怎么会不及格。....

友人聚会总是在练歌厅达到高潮。浩波用足感情演唱完，神色紧张地盯着屏幕。令他失望的是，电脑系统给的评分依旧低于六十。机器有问题，你唱得这么好听，怎么会不及格。

打圆场的女同学，开口总是跟原唱似的。我安慰浩波，则是同病相怜者的互相取暖。好在老友是个开朗的人，自我解嘲说：“没办法，当年邢老师就说了，我是音盲！”

邢老师是女高音，印度尼西亚归侨，中学时教我音乐。我有表演欲望，不会怯场，上课唱歌是件乐事，最怕听音练习。邢老师在钢琴上弹一个标准音C，然后再弹另一个音，让我说听到哪个音。

除非是偷看到了琴键位置，否则我只能如实说，我听到了“当”的一声，接着被老师的鄙视灼伤，原来你也是个音盲！

其实邢老师的说法并不确切。我唱歌时音调不准、节奏不对、呼吸不当，只能说是“音感差”而已。唱歌不止看音准，否则李宇春和曾轶可怎会在歌坛收获粉丝呢？毕竟大多数听众并不具备“绝对音高”，未必总能听出跑调的地方，听见了也可能有意忽略。

唱得动听还要兼顾音色、感情和表现力，浩波在这些方面都有自信，所以遭到电脑系统纯技术否定时，沮丧感自然也更强烈。

真正的音盲是无法分辨旋律，从音乐中获得乐趣的人。我质疑这个命名，盲是指视觉障碍，故此用色盲形容不辨色，用文盲形容不识字。但听觉障碍应该说聋，所以合理的名称应当是音聋，就像英语里用的是“tone deaf”。

“Tone deaf”在口语中，很少是取音乐学的本义，而是用到它的引申含义，即不关注他人感受，缺乏同情心，情商偏低。晋惠帝说，百姓无粟米充饥，何不食肉糜。就是出名的“tone deaf”的案例。

不过这位皇帝智商本来就低，情商归零也不奇怪。《生活大爆炸》中的谢尔顿说明，智商高情商低，其实相当可爱。《歇洛克里》的福尔摩斯说明，智商高情商低还长得帅，就彻底迷死人了。

沟通里的情商和沟通者的文化背景高度相关。根据社会学家研究，西方人沟通是低语境，人们常常直白表露自己的意思，不拐弯抹角。东方人沟通是高语境，人们从小则被教育说话要婉转，不能太过直接。

汉语沟通的最高境界是尽在不言中，常常谈到话外之音、弦外之意，是说不但要注意别人说什么，还要注意没有说什么。

这就像爵士乐欣赏者常常标榜的——没弹的音才更重要。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微妙含义，就是修行到位了，英语里也有“read between lines”的说法。

高语境沟通也有可能造成失调。1997年大韩航空的副机长和飞行工程师发现航向有问题，但碍于韩国森严的等级文化不能直说，只好婉转地提醒机上安装了新导航系统，但机长没有予以理会。结果飞机在关岛撞山坠毁，酿成严重事故。

沟通双方文化背景相同或相近时，好比大家在唱一个音调，容易形成和谐。背景差异大时，大家不在一个调上，容易造成“tone deaf”，粤语方言更为形象，以“鸡同鸭讲”来表达，真是神来之笔。

中国人在会议里发问大家有什么想法，通常是为了求证自己脑子里的成型想法。被问到的中国人会提供些模棱两可的意见，等领导拍板，而美国人直抒胸臆，可能会让此次讨论陷入困境。

美国人在会议里发问大家有什么想法，搞不好脑子里真的空空如也。被问到的美国人坦诚发言，会激发彼此思维形成热烈讨论，而中国人习惯闪烁其词，可能造成停滞不前的局面。

到上海在外资企业工作多年，我对中华和西洋音调都熟悉了，终于摆脱了“tone deaf”。我唱歌仍然常常跑调，好在朋友们都极其理解和包容。对我的启发是，做人有时不妨表现得情商低些，就不用委屈自己理会周围那帮人了。

作者：徐亦立

作者曾任职于多家知名跨国公司，包括敦豪、飞利浦、英特尔和高露洁等。